一、 裕仁带领日本走上侵略扩张之路

　　日本明治维新后形成了以天皇为核心，由元老、枢密院、贵族院、陆海军作辅弼的近代天皇制，天皇集日本国家最高权力于一身，而且根据国家神道的教义，天皇被视为具有神权的超越一切的现人神。裕仁经过长期的太子教育和5年的摄政经历，于1926年即位，在向国民发布的诏书中宣示：“明治天皇以他文武兼备的卓越素质，于内广泛施教，于外屡建战功，建立了丰功伟业。我将不忘遗训，继承遗志。”

　　裕仁即位后，效法明治天皇，突破大正天皇因为病弱不能理政

而受到的权利限制，率领日本走上对外侵略战争之路。翌年就两次同意陆军向中国的山东派兵，名义是保护日本侨民；1928年第三次批准向青岛派兵，名义是保护那里的日本纺织资本；接着又批准向济南派兵，日军制造了屠杀中国军民1000多人、残杀蔡公时等17名中国外交官的“济南惨案”。1928年6月，关东军河本大作大佐炸死了张作霖，裕仁同意陆军掩盖真相的做法，使得关东军更加有恃无恐地以武力推行“满蒙分离政策”，遂制造了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是军部及关东军一些少壮军人发动的，事发后内阁主张不扩大事态，但是军部和关东军并不把内阁放在眼里，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竟然擅自派兵增援关东军。裕仁并没有制止这些冒犯其统帅权的军事行动。事变发生两周后，裕仁知道了策划者和和指挥者，但是仍然默许这些人扩大战事，并且批准对锦州的无差别轰炸，在全世界开此恶例。当关东军侵占东北得手后，裕仁不顾元老和外相的反对，追加批准和承认，而且颁布“敕语”表彰关东军：“或于嫩江、齐齐哈尔地区，或于辽西锦州地区，冲风冒雪，英勇奋战，以铲除其祸根，扬皇军威力于中外，朕嘉许其忠烈。”

　　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日军侵占中国东北的关注，陆军少佐田中隆吉制造了“一二八上海事变”，裕仁连续批准增兵上海，嘱咐统兵的白川义则大将迅速平息上海的战事并撤军，同时放手让关东军在东北扩大地盘。关东军到1932年2月2日攻陷哈尔滨时，已经侵占了山海关至黑龙江之间110余万中国领土，相当于日本国土面积的3倍。这正是裕仁所期待的。当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地区及炮制“满洲国”的行径在国际联盟会议上被否决时，裕仁批准日本退出国际联盟的决定。

　　国联和列强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行径，仅限于道义上的反对，并没有采取经济制裁等实质性举动，使裕仁感到它们接受了既成事实，因此进一步放纵军部的狂妄行动。于是日军侵入关内，制造华北事变，侵略矛头直指平津。后来，裕仁批准3000军人和文职官员的受勋和晋升，他们都是侵占东北、热河和华北的有功人员，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和海军大臣大角岑生被授予男爵。

　　裕仁支持军队的领土扩张行动，只要能打胜仗，就会原谅他们的忤逆。裕仁在控制军队和鼓舞士气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他经常派侍从武官向前线将士传达敕谕。当日军侵攻得手的时候，裕仁的褒奖敕谕对官兵起到加速剂的作用；当日军侵攻失利的时候，裕仁天皇的激励敕谕对官兵起到兴奋剂的作用。

　　二、全面操控侵华战争

　　日本发动七七事变，挑起全面对华战争后，裕仁多次召见日军参谋总长、军令部长、陆军大臣和首相，询问“如果苏联从背后进攻怎么办？”当被告之“苏联不会进攻”，“即使与中国发生战争，两三个月就可以解决”后，裕仁批准了向中国华北地区派出大军的方案。日本政府大规模增兵华北，月底占领了天津、北京。随着战斗规模的扩大，裕仁开始向军部施加压力，要求进行一场结束战争的决定性战役，幻想再来一次九一八事变式的速战速决。

　　日本政府和军部在公文中开始使用“皇军”的称呼，鼓动官兵为天皇而扩大对外战争。“因为日军是皇军啊！皇军的任务就是要杀掉一切不服从天皇或不承认天皇的家伙！”

　　8月13日，侵华日军大举进攻上海，裕仁命令组建上海派遣军，增援上海战场，并且发布敕谕：“上海作战部队将士同海军密切配合，英勇奋战，果敢出击，杀伤大批敌军，使皇威扬于世界。”裕仁随后向上海加派第十军，组建华中方面军，增兵达20多万，还批准对南京实施无差别轰炸的作战计划，对中国军民进行“恐怖威慑”。同时，裕仁天皇指示日军华北方面军“摧毁敌人的斗志，消灭中部河北省的敌人。”

　　9月4日，日本召开第72届临时议会，议员们对政府提出的庞大临时军费预算案颇有责难。在开幕式上，裕仁敕语：“中华民国完全不解帝国之真意，不断引起事端，最终导致目前的事变，朕深感遗憾。如今，朕之军人正排除万难，忠勇制敌，这样才能促使中华民国反省，迅速确立东亚和平。”议会很快就通过了军费预算案，还作出《关于拥戴圣旨，稳定东亚的决议》。日本随即建立全国战时体制，实行全国总动员，显示了彻底征服中国的野心。
为了有效地指挥侵华战场的陆海军，裕仁下令在皇宫里成立自己的幕僚机关──大本营，把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部长作为自己的幕僚长。此后，一周中总有几个上午，两个幕僚长、陆海军大臣及其作战课长、侍从武官长等在这里处理军务。裕仁天皇不仅通过大本营定期提交的战况报告书了解战争进程，还不时向参谋总长和军令部部长提出问题，要求他们解答，有时还加以质询和告诫。大本营发出的作战命令《大陆命》和《大海命》，都是以天皇的名义发出的。

　　同时，为了协调军部和内阁的对华战略，裕仁除了直接干预首相或大臣的任命外，还批准组建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由军部、内阁和幕僚长组成，联络会议的决议在裕仁出席的“御前会议”上做出，并以天皇的名义正式公布，日本民众将其作为天皇的旨意而诚惶诚恐地奉行不悖。

　　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占中国首都南京后，展开了包括杀烧淫掠各种暴行的有组织的大屠杀。裕仁对这一暴行招致的国际社会强烈谴责，没有表达任何的不快和遗憾，反而鼓励他的将领争取更大的战果，以促使中国人“反省求饶”，甚至公开褒奖南京大屠杀的战地指挥官松井石根和朝香宫鸠彦。

　　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后，并没有迫使中国政府屈服，政府和军部在战略决策上出现分歧。参谋本部提出，在确保既得利益和中国政府能够接受的条件下，争取迅速媾和，以免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淖；近卫内阁则坚持扩大战争，直到迫使中国政府彻底屈服。双方争执不下，请求裕仁裁断。裕仁明确选择了内阁的扩大战争路线，于是1938年1月在裕仁出席的御前会议上，制定了《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决定：“如中国现中央政府不来求和，则今后帝国不以此政府为解决事变的对手，将扶助建立新的中国政权。”

　　据此近卫内阁发表了第一次对华声明：“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府的建立与发展关系。”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教授指出：“天皇选择了政府的路线──既然同中国已经挑起事端，就必须坚持干到底”；“在攻克南京之后，天皇和近卫内阁比军部更加积极地把日本推进战争的泥潭中去”；这可能是因为“天皇和近卫丝毫没有想停止自认为能够打胜的战争”。(裕仁正是本着“坚持干到底就能打胜”的主意，批准日军发动了更大规模的侵攻武汉的战役，并且派皇族东久迩宫稔彦担任主力第二军司令官。日军依仗陆海空的压倒优势，不惜动用化学武器，占领了武汉，但是遭到的抵抗越来越顽强，日军随后陷入一场旷日持久且看不到胜利前景的战争。

　　三、动用皇族掌控侵华战争

　　皇族是由天皇的堂表血缘关系组成的同宗群体，有与生俱来的地位、财富和特权。皇族男子从小就接受军事化训练和教育，青年时被授予军衔并编入军队最高层，得以掌握指挥权。裕仁充分利用皇族作为自己的助手和耳目，在设置大本营时，就任命叔父闲院宫载仁为陆军参谋总长，任命叔父伏见宫博恭为海军军令部部长。裕仁不时派出皇族做为他的军事联络官，到前线战场视察，以了解第一线的战况。日军侵攻上海时，裕仁先后派弟弟高松宫宣仁和皇族北白川宫永久视察侵攻上海的战场。

　　皇族在南京大屠杀中扮演重要角色

　　皇后的叔父朝香宫鸠彦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亲自指挥了南京大屠杀；皇后的另一叔父东久迩宫稔彦任陆军航空本部长，指挥对上海、南京等人口密集城市的无差别轰炸；幕僚长闲院宫载仁和伏见宫博恭都亲赴南京视察。裕仁天皇为攻占南京而欢欣鼓舞，期盼这样一场决定性战役能够迫使中国政府跪地求饶并满足日本的索求，从而迅速结束战争。为此，他几乎将皇族悉数派去南京嘉勉将士，包括他两个弟弟秩父宫雍仁和高松宫宣仁，还有贺阳宫恒宪、梨本宫守正、竹田宫恒德和东久迩宫稔彦。

　　裕仁把皇族安插在军部最重要的位置上

　　伏见宫博恭亲王担任海军最高职务军令部总长自1932年2月至1941年4月为止，长达9年零2个月，闲院宫载仁亲王出任陆军的最高职务参谋总长，自1931年12月至1940年10月，长达8年10个月。由两位皇族从满洲事变至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一长时间里一直占据最高军令职位。从这个意义上说，皇族这个天皇制的机器零件充分发挥了推动日本走上战争道路的作用。

　　裕仁每天都根据战报，指导战役的开展，敦促解决那些不可避免的困难，甚至纠正参谋和战地指挥官的错误估计。他经常派皇族或侍从武官到各个战区视察，搜集常规途径以外的情报。他还从国内外新闻记录片和报刊中获取信息。因此，他完全了解战争的真相。对美英开战前夕，辞去首相职务的近卫推荐东久迩宫稔彦为继任者，这应该是能够控制陆海军的最佳人选，但是裕仁断然拒绝，以避免对美英战争失败时追究皇室的责任而牵连自己。这与侵华战争时几乎派皇族悉数上阵形成鲜明对照。

　　到1941年夏天，随着德国入侵苏联，皇宫里的大本营越来越忙碌，增加了情报、兵站和占领区军政等职能，职员由最初的200人发展到1800人；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也从首相官邸搬到皇宫里；御前会议召开得更加频繁。

　　四、公然违反国际战争法规

　　裕仁天皇知道日本签署了1929年关于俘虏待遇的日内瓦公约，却批准日军在对待中国俘虏时不受国际法的限制，所以陆军次官在1937年8月5日下达指令：“在目前形势下，鉴于帝国不得不对中国实行全面战争，故不宜完全依照《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及附件进行活动。”命令在中国战地的指挥官停止使用“俘虏”的称呼。
在整个侵华战争中，日军每年都抓获上万名中国士兵，将战俘的大部分当即集体屠杀，南京大屠杀就有大规模屠杀俘虏的暴行，例如日军第六十五联队集体屠杀2万名中国军俘虏，将俘虏的小部分当作特殊工人送往矿山、铁路、军事工程做苦工，大多被折磨致死，或者军事工程完全后全部屠杀。

　　整个侵华战争期间，毒气武器处于裕仁、大本营和统帅部严密而有效的控制之下，通常是首先取得天皇的许可，然后由参谋总长发出使用的“指令”。裕仁先后授权日军战地指挥官在通州、上海、武汉、广东和华北地区使用毒气武器。1937年7月28日，裕仁授权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发出使用化学武器的第一号令：在进攻通州地区过程中“适当的时候可以使用催泪弹”。1938年8月至10月，在进攻武汉的战役中，大本营批准使用毒气375次；同时，批准进攻广州的第二十一军使用催泪弹和毒气。

　　939年3月，大本营授予冈村宁次使用1.5万筒毒气的权力；4月11日，裕仁批准由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发出的第110号指令，授权华北和蒙古的日军使用毒气。1940年7月，裕仁同意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的请求，授权日军在中国南方使用毒气。然而，在太平洋战争中，明令日军禁止使用毒气，裕仁担心会遭到美国化学武器的报复。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裕仁天皇批准在北平组建第一八五五部队，在南京组建第一**四部队，在广州组建第八六O四部队，与在东北的第七三一部队协同实施细菌战。从1940年起，日军在中国20个省进行过细菌战，其中在浙东、常德、保山、鲁西和冀南等地区实施大规模细菌战，致使200多万军民丧生。

　　裕仁下令对锦州、重庆及其他城市进行战略性无差别轰炸，使用了多种杀伤力极强的炸弹。其中从1938年10月至1943年8月，日机出动9500多架次空袭重庆，投弹21500枚，炸死市民1．18万多人，伤1．41万多人，损坏房屋17 600余栋。

　　裕仁1938年年底签发实施无人区作战的第241号《大陆命》，日军开始毁灭作战役，并且愈演愈烈，发展成“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作战”，目的是“加强对敌人的封锁，摧毁敌人继续战斗的意志”，甚至“让敌人将来再也无法生存”。据估算，在这些作战中被杀害的中国非武装人员在240万以上。

　　裕仁还将制贩毒品作为对华战略的一部分。在中国的鸦片买卖由日本陆军、外务省和兴亚院控制。三菱商事公司和三井物产公司采购伊朗鸦片运到中国，伪满洲国与冀东伪政权的鸦片大量走私到关内，然后都委托给中国派遣军在各城镇所设立的特务机关分销。

　　在东北地区，“仅据伪满官方的统计，染有鸦片毒瘾的就有2745000人”；“从伪满政府实行鸦片毒害政策开始，到伪满崩溃的十二年半期间，被鸦片所毒杀的人民，最小限度是175000人”；“鄂伦春民族‘九一八’前人口4000人，因伪满时日寇大量流毒鸦片，到‘八一五’仅剩900人。”华北地区每年吸食者约为100万人，其中约10%中毒而死。

　　日本学者江口圭一指出：“战时日本在中国所推行的毒化政策，决非日本军政机关在华偶发事件，而是日本国家政策的一环，系作为国策计划而展开之大规模战争犯罪与违反人道行为。”家永三郎指出：日本制贩毒品“一方面获得巨利，一方面使很多中国人因吸食鸦片而身心遭受腐蚀变为废人。在中国之战争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形象，应无可疑。”(裕仁在侵华战争期间，不断平衡陆军和海军、政府和军部的矛盾，主要着眼点是维护自己的权威和天皇制的强化。

　　即使在从7月27日接到《波茨坦公告》到8月6日广岛原子弹爆炸这一决定性的期间，裕仁所关注的只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代表皇权的三种神器，对于如何结束战争，没有主动做任何的努力，以至于随后数十万日本民众在轰炸和原子弹爆炸下丧生。裕仁天皇的这一心迹，在1945年8月14日皇宫防空室的御前会议上“圣断”无条件投降时有充分的表白，他说：“自己之非常决心不变。根据内外情势、国内状况及彼我之国力、战力所作判断，并非轻率结论。关于国体，敌亦承认，毫无不安。”裕仁天皇为了维护天皇制，连日军官兵和国民的生死都无所顾忌，更遑论被占领国民众的悲惨处境。

　　综上所述，裕仁天皇到底是个什么人？在他虚伪外表下掩盖的血腥罪行，得到了历史的清算吗？在我们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重温这段难忘的历史，还原一些战争狂人的本来面目，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本质，避免历史悲剧重演，还是非常有必要的。